晋中日升昌景区

      日升昌 中国第一家票号 ——日升昌，坐落于“大清金融第一街”平遥古城西大街的繁华地段。是中国现代银行的开山鼻祖。从清道光初年成立票号到歇业，历经一百多年，曾经“执中国金融之牛耳”，分号遍布全国35个大中城市，业务远至欧美、东南亚等国，以“汇通天下”而著名，被余秋雨先生誉为中国大地各式银行的“乡下祖父”。（余秋雨《抱愧山西》）就是这样一座小小院落，开中国民族银行业之先河，并一度操纵十九世纪整个清王朝的经济命脉。作为晋商文化的杰出代表，其建筑风格和规模都具典型，但又有其特殊性。日升昌票号采用三进式穿堂楼院，即体现了晋中民居的传统特色，又吸收了晋中商铺的风格，达到了建筑艺术和使用功能的和协统一。日升昌占地1386平方米，建筑面积约1200平方米，共有21座建筑，正院沿南北纵轴线，东院为狭长的南北小跨院，西院为日中新票号。（日中新与日升昌均为达蒲李氏的财东）， 如今的日升昌旧址，已开辟为“中国票号博物馆”。　票号是清代出现的一种金融机构，而开办最早的票号是日升昌票号，其财东是山西平遥县达蒲村李氏。中国银行的前身就是日升昌票号，而日升昌票号的前身是西裕成颜料庄，总庄设在平遥，并在北京崇文门外设有分庄。清嘉庆末年，由于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，埠际间货币流通量大增，而过去的起标运银由于很不安全，已 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，西裕成颜料庄首先在京、晋间试行汇兑办法，结果效果很好，便开始兼营汇兑业。道光初年，西裕成颜料庄正式更名为日升昌票号，专营汇兑。票号是很能赚银两的生意，估计从道光到同治年间50余年的时间内，财东李氏从日升昌票号分红达200万银两以上。 李氏经商，对商号的经理实行聘任制，所以李氏最重视对经理的挑选。经理人选一经选定，便任其行事，平时概不过问。只是到结账时，方听取经理汇报，最后分红取利，确定经理是否继续聘任。一九一四年农历九月，在金融界活跃90余年的日升昌票号倒闭，该号之倒闭“于全国金融影响甚大”。

      《大公报》上曾有人撰专文分析其倒闭之原因，兹节录其文于下：“日升昌至道光年间改为汇兑业，其东家李姓，山西平遥人。同、光年间，其营业之发达，实为同行之冠，各省设立分号二十四处，其殷实可知。以如此殷实之票号，忽然一败涂地，其倒闭原因有以下数端：一、日升昌营业之中心点，在南不在北，南省码头最多，两次革命均受很大影响，此其一也。二、日升昌之款项，未革命之先均分配在南省。自革命后各省纸币充斥，现金缺乏，由南省调回现金，往返折扣，每百两亏至三十五两及五六十两。此种亏耗实足令人惊异，此又一也。三、日升昌当革命时，欠外数目约五百万，欠内之数七、八百万，出入相抵，有盈无绌。然欠内之数目，成本已付诸东流，遑论利息。欠外之款项，该号为支持门面，维持信用起见，三年之中均未停利，此项亏耗又其一也。以上三项，均该号中亏折之远因。所以关闭如此之速者，尚有种种之近因。第一种之大原因为广西之官款。广西官府催迫甚急；动辄率兵威胁，计一年之中提取十余万两，犹日日前往催取。第二，该号之正经理为郭斗南，副经理为梁怀文，就资格论梁应居正。惟梁为人公正朴实，自革命后对于东家提用款项极力阻止，因此不能得东家之欢心，梁无可奈何遂于去岁出号。梁在号中素为大家所推崇，梁去人心为之瓦解。第三，京号经理因号事吃紧，托病回晋，一去不归。有此三种近因，日升昌遂乃一败涂地。”　清代中叶，由于商 品流通和货币周转的需要。产生了一种专营钱钞汇兑业务的机构，称为“票号”，也称“票庄”，或“汇兑庄”，这个行业为山西人所包揽，又被称为“山西票庄”，它垄断了全国的汇兑业，当时全国最大的票号共有17家，平遥人开的就占了7家，其中最大的票导是平遥人雷履泰开设的“日升昌”，它原是颜料行，于道光四年(公元1824年)转为票号，其它还有“南通北达。二盛二协”，即日开通，口升达、百川盛、万源盛、协同庆、协同泰。这几家大票号的总号设在平遥，分号除京城外，遍及全国各大城市及商埠码头，平遥城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票号中心城市。 　　

      日升昌曾以“天下第一”、“汇通天下”而闻名。票号集中在西大街，日升昌就在此街，沿街厚木排门，檐下彩画，挂店名牌横匾，院屋第一进为柜台、账房。二进为职员住处、客房；三进是二层楼房，楼下是花厅，楼上为仓贮和伙计住处，最后进是贵宾及高级职员住处。西侧有廊道可通马车、备有马厩和马馆住处。城里还有店主雷履泰的私人住宅。 　　平遥票号经历了一百年的历史，1910年以后近代银行业兴起，银行的经营方式比票号先进，特别是大银行都是以外国资本为后盾，中国土生土长的票号斗不过外国的洋币外钞，票号很快就衰落了。更由于山西票号与清朝政府的经济相互依存，辛亥革命的爆发、清政府被推翻，票号就逐渐衰落而被时代所淘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