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元八世纪三十年代，南诏政权逐渐强大，图谋向东扩张。而唐王朝既要利用南诏对付吐蕃，又要防止其壮大，双方潜在着矛盾。天宝九年（公元七五零年），南诏王阁逻凤按惯例到云南（今姚安）谒见太守张虔阳，其妻遭张侮辱。阁逻凤列举张的六条罪状连表控告，无效。于是起兵杀张虔阳，并“取姚州及小夷州三十二”。第二年，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兵八万问罪。阁逻凤派人带状子去剖白冤屈，“切陈丹款，至于再三”，并愿修还被毁坏的城府，归还俘虏，负责赔偿损失。但鲜于仲通妄自骄大，不许讲和，口口声声要血洗南诏，并派大将率兵绕道点苍山后，企图腹背夹击南诏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阁逻风遣使至浪穹向吐蕃求援，双方合力在西洱河大败唐军，“仲通仅以身免”。消息传到
京都，正值皇帝庆祝大寿，唐朝奸臣杨国忠等掩盖败状欺骗唐皇帝，假祝胜利，并推荐鲜于仲通为京兆尹（首都长官），一面又派军队强筑姚州城，结果又全军覆没。公元754年，唐王朝又强行征兵十余万，命李殓率领攻打南诏，结果李殓身亡，全军覆灭。阁逻风为了以后“归唐”留下后路，使命人收拾唐军阵亡将士，“家而葬之，以在思旧”。同时立《南诏德化碑》，表明叛唐是实不得已，决心“世世事唐”之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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